为什么警察问责很重要

在过去的几年里, 突显警察不当行为的引人注目的案件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迈克尔·布朗、弗雷迪·格雷和埃里克·加纳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警察问责制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反复出现, 但十多年来，约瑟夫·德·安吉利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作为犯罪学和社会学的助理教授, 去年，德安吉利斯为司法部完成了一份报告，以协助各司法管辖区实施最符合其需求的警察监督模式. 该报告简要介绍了民事监督的历史和演变, 关于有效监督所需资源的现有研究, 对三种不同的监督模式的审查，以及德安吉利斯对全国97个警察监督机构进行的组织调查的结果.

这项调查帮助德安吉利斯评估了是什么让警察监督机构有效. 他发现，关键因素包括资金等资源, staffing and training; transparency; community outreach and involvement; and support from local stakeholders, 比如政治家.

同时强调他认识的好警察要比坏警察多得多, 警察在混乱的环境中工作，人际关系复杂, 德安吉利斯很高兴问责制问题再次出现. 每次警察开枪, 关于警察军事化的问题浮出水面, 执法人员使用武力, 警察对待有色人种社区的态度，以及某些社会群体是否被过度监管.

根据德安吉利斯的说法, 对这些问题的持续关注受到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影响, 是什么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促使联邦政府分析城市社区的执法表现, 同时投入更多资金支持对警察监督措施的研究.

“少数族裔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确实受到当地警方过度关注的影响,德·安吉利斯说, 他曾在两家不同的警察监督机构担任政策主管和研究分析师负责监督当地执法, 在进入UI之前.

这种不当行为的模式在过去150年里不断发展, 德安吉利斯解释道, 他在司法部报告中概述了这一点.

在19世纪, 执法部门和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十分猖獗, 尤其是在纽约和波士顿, 因为当权者收钱保护赌博窝点和妓院. 根据德安吉利斯的说法, 就在那时，警察委员会成立了，招聘标准也随之发展，以确保招聘人员是基于绩效的, 而不是政治关系.

在民权运动时期, 成立民事审查委员会，处理对警察妨碍少数民族社区公民权利的投诉.

上世纪80年代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期间, 德安吉利斯指出，奥巴马政府的竞选活动充满政治色彩，目的是利用白人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对少数族裔社区的担忧, 这造成了种族化的话语，并导致“过度强调少数族裔社区的刑事司法资源”.”

1991年罗德尼·金被击败后, 然后是一份关于洛杉矶警局组织问题的报告, 民间监督机构开始蓬勃发展.

但在2014年迈克尔·布朗在弗格森死亡之前, 密苏里州, 没有人知道美国发生了多少起与警察有关的枪击事件.S. 因为联邦政府没有要求执法机构报告这类事件.

事实上，没有人知道有多少警察监督机构存在. 德安吉利斯和他的团队在全国范围内发现了144个.

“这些机构的目的是为警方内部事务打开一扇窗，向公众表明，当一名警官被指控行为不当时, 关注得到认真对待, 调查是彻底和公正的, 官员也要承担责任,德·安吉利斯说.

但要解决警察问责问题，需要的变革不仅限于执法机构.

“警察部门执行地方政府和社区的优先事项，”他说. “他们的行为是强大政治人物最明显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 德安吉利斯说, “警察不当行为问题似乎最少的社区，是在当地官员定下基调的司法管辖区，这些地方官员不会容忍不当行为。.”